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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 城里变个样，乡下跟不上: 说说于丹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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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里变个样，乡下跟不上: 说说于丹热

allabout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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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衔: 海归中将
声望: 讲师

加入时间: 2007/03/07
文章: 921

海归分: 455347

标题: 城里变个样，乡下跟不上: 说说于丹热 (722 reads) 时间: 2007-5-12 周六, 02:32

作者：allaboutU 在海归茶馆发贴, 来自【海归网】 http://www.haiguinet.com

于丹与中国特色时尚文化——于丹热中的冷思考
　　于丹热和于丹论争，即使不是2006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，也是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。仅仅把论战视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、如何解读经典的争论，便大大低估了它的文化意义。于丹之所以倍受争议，就在于她汇聚了时尚文化与学术文化、大众与精英，以及时尚文化利与弊等多种冲突。解剖这一典型，将有助于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生态。

　　研究方法应该与对象性质相适应。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，看似属于解读经典的学术文化，而实际上却是一种时尚文化、流行文化。因此，我们只有跳出解释学的范围，将其置于文化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学科视野，才能比较准确地认识、评价于丹其人其文和于丹热，从而导至知识的增进，而不是只得出或拥护或反对的结论。

　　一、中国特色时尚文化概述

　　什么是时尚？时尚自古就有，所谓“城里变个样，乡下跟不上”即是。它是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定群体价值观和生活趣味的动态展示。现代时尚文化，也称流行文化，通俗文化，商业文化，大众文化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的产物，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。握有政治、经济权力和话语权的上流阶层（中产阶级），以其情趣引领大众消费，从而形成时尚。时尚的外观，虽然表现为某种自发性的标准化大众行为，但实际上却是精英阶层策划、操控的结果。时尚文化虽也叫大众文化，以与精英文化相区分；其实，它实在是小众文化，是小市民文化。时尚文化也有精华、糟粕和混杂之分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健康的时尚文化，能满足受众合理需求，有助社会稳定。不健康的时尚文化，则是强固上层社会特权、麻醉大众的鸦片。

　　在市场机制十分成熟，民众普遍富裕的西方社会，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，已成为主导社会思潮。而时尚和流行艺术，就是享乐主义的最佳艺术形式。一般说来，流行艺术具有以下特征：娱乐性，梦幻性，情感性，偶像性，通俗性，生动性，短暂性，等等。娱乐性是其根本特征。麦克唐纳说的是：“大众文化的花招其实很简单——这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。”[1]娱乐至死”是时尚文化的旗帜，其中国版就叫“过把瘾就死”。具体说来，就是通过明星偶像，利用形象和情感，编织娱乐梦幻。它天然地排斥理智和论证。

　　西方时尚文化生产，是一种文化工业，一种商业化操作。即由文化娱乐机构，包装各路明星，利用演艺舞台或出版机构产出，经由大众传媒宣传、推销，制造明星轰动效应，以赚取、分享高额利润。它以取悦受众获利，不承担官方意识形态和教化功能。一般说来，政府也不直接作政治干预，即有干预，也多采用市场化手段。

　　中国自确立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尤其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，随着大众消费的日渐繁盛，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抬头，时尚文化也日益发达起来，并渐次成为主流文化形态。文化明星的地位大大提高，捧星追星成为时尚，学术文化则日益边缘化。

　　但中国时尚文化又有不同于西方时尚文化的鲜明特色。

　　首先，中西时尚文化，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。西方已进入发达社会，市场和民主机制比较成熟，生活水平普遍较高。他们是“我们很富有，却不快乐”。他们活腻了，活得百无聊赖，心灰意冷，需要时尚文化寻开心，是花钱买快活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市场和民主机制刚刚起步，民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。中国大多数人面对的是“活着实在不容易”，无所适从，满心困惑。大众虽然也常常寻乐子，但实质上却是寻安慰，寻麻醉。

　　其次，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只被市场和资本所操纵的大众传媒。中国的所有媒体，均被政府掌控，承担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控制功能。以此而论，根本难称“大众”传媒。但它又不同于专制时代的旧媒体。为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，减轻财政负担，也为了放权让利，调动积极性，这些传媒又纷纷进行改制，实行企业化管理，成为一大分利集团。中国当代传媒，就成为一个政治化与商业化的混血儿。而中国时尚文化明星，则受到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本的双重操控。加之他们与受众关系密切，便自然成为权力与传媒、精英和大众的连结点，尤其成为权力与大众的缓冲剂和润滑剂。这才是中国明星社会地位特高，成为文化舞台中心人物的秘密所在。时尚文化不是大众所创造，而是被权力和市场所招安、收编的知识精英所制作。他们是些在官员之下、市民之上的人物，就象朴克牌中小于“王”大于其它牌的 “混儿”，真地是“混”你没商量。“混”得不好是“小混混”，“混”好了是“大混儿”，“大混儿”就成了“腕儿”，更厉害的就是“大腕儿”。

　　真正的大众文化，“是大众创造的，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；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，而不是来自上方”，它是围绕“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抗加以组织的” [2]。中国所谓“大众文化”不是如此，每是“上方”所“加在大众身上”。这正是本文不称“大众文化”而称“时尚文化”的原因。

　　至于学术文化的时尚化，则是近年才萌生的文化现象。这与传统文化热有直接关系。后发展国家，均面临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沉重压力，逆反出文化本土化诉求。但中国传统文化热，除了为化解全球化压力外，还为了填补价值多元化所造成的精神虚空，完成因道德失范而力求道德重建的使命，以及稳定社会秩序。大众面对现实道德无序，也幻想从旧伦理寻求补偿。这种朝野的共同需求，便是“百家讲坛”推出通俗化传统文化节目的文化背景。

　　以上概括虽只是浮光掠影，却对认识于丹至关重要。

　　二、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是中国时尚文化的最佳标本

　　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，提供了一个中国时尚文化的最佳标本。

　　它几乎具有时尚文化的所有特征。与其说它是学术论著，不如说它是文艺散文。这里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，却有跳跃的思维，生动的描述，和轻盈的抒情。它在知识上没有任何原创，讲的都是别人不知讲过多少遍、普普通通的道理和故事。但无论讲演还是图书，都具有极强的演艺性质，是那么亮丽，通俗，亲切，逗人快活。一般说来，读《论语》，很难产生娱乐快感。而于丹的讲座和书，却能给人这种快感。那一个个有趣的故事，那轻松、潇洒的笔调，甚至靓女于丹的一颦一笑都令人快乐。即使是它的说教，也是教人忘却烦恼、追求心灵快乐的说教。时尚就是编织享乐梦幻。于丹给受众编织了一个“快乐”梦幻，引你进入梦乡。于丹已成为一个“快乐”的偶像。在这方面，她远超刘心武、易中天，使这些男星不得不甘拜下风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较之易中天们，于丹更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时尚文化的意识形态特色。

　　于丹的订货人“百家讲坛”，作为一个国家媒体栏目，最为关注的是两点：政治正确和高收视率，也即迎合权力和受众，因为这都关乎其切身利益。至于什么 “传播传统文化”云云，不过是一种合法性广告罢了，万不可当真的。作为多家媒体的策划人，于丹对此自然心领神会。“百家讲坛”实际上是百人一家。它按一个模式包装明星，是典型的文化工业，标准化生产。

　　于丹在讲述中，对政府“构建和谐社会”方针作了积极呼应和自觉配合。她在第一讲中，就大谈天地人和谐之道。那么，怎样达至人际关系的和谐呢？于丹的答案是“安定内心”。此类论述，贯穿全书。诸如：“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，则来自信仰”[3]；“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，但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”，“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，看心灵太少”（P12）；“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，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，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”（P20）；“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？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”（P25）；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个人心中有什么，他看到的就是什么”（P29）；“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，抱怨处世艰难。其实，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反躬自省”（P49）；“不要苛责外在世界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、精力，用来‘苛责’内心”（P55）；“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，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”（P64）； “让我们走进《论语》，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”（P99）。于丹确实是个“聪明的小妮子”（易中天评语）。她不把这些话集中起来说，以免招至怀疑和反感，而是让它们潜藏、穿插在各个章节，点点滴谪，润物无声，不知不觉中把你引入梦乡。

　　但我们一旦将这些文眼连缀起来，就未免疑窦丛生，忧心忡忡。它“温馨”地教导人们：不要“不满”，不要“抱怨”，不要“苛责外在的世界”，只应“做个安静的学生”，“反躬自省”、“‘ 苛责’内心”；不看效果，只看“动机”；只要义务，不要权利；只讲社会责任，不讲公平正义；不必改造社会，只应改造内心。似乎只要是内心“淡定”了，就没有了“不公”和“不平”。这就是于丹“顺应日常秩序”的基本法则。由此可见，于丹制造的时尚梦幻，并不是西方那种中产阶级的富裕梦幻，如罗兰·巴尔特所描绘的，“要有房子，地位，食物，灯，和居住位置合适的家，最好离都市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”[4]一类，而是为困惑的大众定做了一个眼不见为静的阿Q式梦幻。

　　为了强化“心灵快乐”论，于丹还提出：“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，同贫富无关，同内心相连。”这其实也不是什么独创。早在十八世纪，亚当·斯密就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鼓吹过国王羡慕“在马路边晒太阳的乞丐”，这就是“幸福与贫富无关”论。这是一种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、站着说话不害腰疼的中产阶级论调。这话恐怕很难让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快乐起来。快乐，必需有起码的生存条件，在此基础上，追求有价值的人生，诸如承担道义。如果脱离这一原则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：奢侈和贫穷一样都是巨大的负担 [5]。马尔库塞说得好：幸福不仅是一种主观状态和满足感，而且是一种实在的自由和满足，也包含了人类特有的理性与知识[6]。非理性的自我安慰，决不是幸福。

　　于丹的“顺应”和“快乐”法则，竟也为“百家讲坛”所认可，也许本来就出自他们。制片人万卫就曾明示：就是要在“人心充满困惑的背景下”，让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充当一个 “心灵按摩器”，让它“深入到读者心中，敏感地把握内心的不适，及时地给予心灵最妥帖的抚慰”。“抚慰”确实不错，“妥帖”就很难说。它不是理性地说明、解除困惑，而是一味“按摩”困惑。可见，这一主旨的确定，不仅考虑到了政策衔接，也考虑到了受众心理需求，预见到了收视率和市场的美好前景。在大众消费时代，似乎“市场”就是“人民”，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市场服务。如此以来，政治正确和经济效益便做到了完美统一。于丹的走红，就基于这种统一。有人说：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的成功，首先得益于“百家讲坛”节目正确的宗旨——“建构时代常识，享受智慧人生”。如果“按摩心灵”竟然也成为“时代常识”、“智慧人生”，真不知是福还是祸。可怕的是，《于丹<庄子>心得》还继续兜售这种“常识”和“智慧”，把“超越贫困乐在其中”、“天地自在逍遥游”视为《庄子》的真谛，却对庄子的批判和抗议精神视而不见。难怪有人抗议“孔子很生气，庄子很难过”了。

　　按鲁迅的分类，于丹的书属于“帮忙文学”。但应该指出，于丹对官方政策的理解并不全面。社会和谐的关键，乃是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，尤其是充分照顾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。为此，近年来当局作出了巨大努力，有许多政策调整，也收到了一定效果。但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民众通过“安定内心”达至和谐。所以，于丹的“忍”字经，便是对“和谐”方针的曲解。于丹帮忙虽然没能很到位，但“安定内心”毕竟有利“稳定”社会，这却是父母官们乐于看到的。因而他们也并未打于丹的板子，XX部的审查官们也保持了沉默。实质上，于丹是将一部分先富阶层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生活情趣普遍化，贯输给那些处于边缘和弱势而又心存困惑的人群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承认现存秩序的合理性，不改造现实，只改造自己，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。这，才是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的要害和死穴。点中这一死穴，于丹的一切作派便迎刃而解。

　　许多论者认为，于丹对《论语》的曲解，是出于“无知”和“误读”，也有人归咎于她童年阅读古典的不健全。这完全是号错了脉，也实在是低估了这位“聪明的小妮子”。作为一个先秦文学硕士生出身的专业人士，她不可能不了解一本真实的《论语》，一个真实的孔子。她完全是出于宣传于丹牌“快乐”的需要，而有意将“士志于道”的《论语》真谛，篡改成追求“心灵快乐”；将“守死善道”、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孔子，描画成一个内心“淡定”的“快乐”王子。连内心极端痛苦的陶渊明也陪了绑。也是出于同一目的，才将颜回的“箪食”、“瓢饮”，说成是“以贫为乐”；将取信于民的“信”，解释成“对国家信任”。如此等等。在于丹笔下，孔子不但能教他的学生，还竟能教“我们”，如何“在现代生活”中寻求“快乐”。中间没有过度，不经改造，顺手拈来，立竿见影。这是真实的《论语》、孔子，还是一种“戏说”？

　　于丹和追捧者都称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是本“布道”书。确实，各种人生之道也均有涉及。但真正的布道者，多虔诚地信奉、践行这些“道”。我们假定于丹布的“道”，就是孔子的“道”，而且是正确的“道”，那么，于丹对这“道”又是什么态度呢？她口口声声说：该书是她“以身体之”、“以血验之”，“用自己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”的“一己心得”。而我们却通篇见不到她的“身”、“血”和“病灶”，更何谈“敏感”。她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到处都是用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得。常言说：听其言，观其行。她一再提倡“安贪”，却在努力求富；她教导我们“学会舍弃”，她却什么也不放弃。以此而论，于丹又十分矫情，而乏诚恳态度和践履精神。这样的“布道”书，又有什么价值呢？

　　上述思想内容的种种虚假性，就与华美的外在包装形式处于尖锐冲突之中，造成于丹才华的极大浪费与虚耗。她的盛名与巨额稿酬等“成功”指标，竟成为于丹式“内心淡定”和“心灵快乐”的辛辣嘲讽。

　　三、盲昧、轻信、极端的于丹粉丝

　　既然于丹其人其书存在那么多问题，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爱呢？这确实需要作出说明。总的来说，这是因为，于丹的讲述迎合了若干市民趣味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有一种“革命”理论，认为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他们的要求就是合理的，他们是最有资格的评判家。这完全是一种群众拜物教。群众及其利益，都是可以分析的，群众运动并不是天然合理的。没有正确思想指导与合理组织的群众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随时都可能被引入歧途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例证

　　于丹其人其书的欣赏者，基本是些小市民，是初等、中等文化程度的城市中青年和退休老人，多数为女性。他们是群众中教养程度和辨别能力、分析批判能力较低的群休。他们对社会、人生和文化现象，具有一种盲昧性，缺乏清明的理性。这些人虽然不愁吃喝，但面临社会转型期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失序，处于边缘、弱势和被冷淡、被损害地位的他们，还是倍感失落、不平，却又不明根由，无可奈何，从而困惑不已。他们无法找到自我确证，自己不能代表自己，需要偶像确证、代表自己，过去是奇里斯玛式领袖，现在是高雅的文化明星。他们又极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，渴求感动自己的演说家。当此之时，忽然有位演说家跑来亲切地关注，帮他们解除困惑，送给他们“心灵快乐”，能不如久旱逢甘霖，烈地地拥抱吗？大众是实用主义者，对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的实用性自然推崇备至：“于丹讲的东西超实在，超有用”，“可操作性极强”；“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直接、真实、朴素的真理”。于丹的心灵鸡汤真是“超有用”，使受众立即烦恼顿消。如果说于丹是有意用“快乐”梦幻欺蒙大众，那么，大众也是情愿被欺骗。如阿多诺（T.W.Adorno）所说，如果不接纳“那种最虚无缥缈的满足”，“他们就会觉得，他们的生活是完全不能忍受的”[7]。是的，作者是该适应民众需要，但适应的同时要将其提升，而不是降低。

　　时尚文化有个看似矛盾的“二律背反”：既立异，又效仿。其实，二者各有不同对象范围。对时尚外的文化是标新立异，对时尚文化本身则是认同和模仿。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以虚拟的“快乐”孔子标新立异，以与阐释传统和学术文化相区分，有人称之为“颠覆”，以为是她的独创。但于丹的粉丝们，却以认同、接近于丹为荣，认定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为最佳阐释。许多粉丝同于丹并不属于同一阶层。但这种认同和效仿，以及签名、合影、通讯等亲密接触，却使他们有一种虚幻的上层提升感和融入归属感，从而获得某种心理满足。虽然实际生活没进入上层，却似乎情趣已入了上层。

　　近年来，出于意识形需要，孔子行情大长，孔子热急剧升温。在孔子文化节上，政府官员已率领学者、民众对孔子像三拜九叩。在“打倒孔老二”吼声余音犹在的今天，孔夫子又俨然成为中国人民的救世主，似乎他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，指引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民众天然具有乌托邦和圣人崇拜情结，对孔子思想早已心存向往。但他们又不愿或无法读《论语》，以及各类阐述《论语》的学术论著。群众本能地喜欢观念的低俗化、简单化，如古斯塔夫·勒庞所说，大众“总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”[8]。于丹把一碟《论语》小菜端上来，菜名就叫“心灵快乐”。读者不仅惊呼：“《论语》竟然离我们这么近”，“又把孔子给我们找回来了”，还不赶快下箸，等待何时啊！

　　人类认识，总是形象先于语言。当今又是图象称霸的时代。因此，未受专门语言逻辑训练的大众，都具有视听崇拜，渴求视听快感，所以时尚文化又称大众视听文化。刘新武、易中天的逻辑思维能力大大超出于丹，不会说出“所探讨的不是学术的内涵，而是学术的外延”一类胡话。但于丹的视听表演技巧，却使这些男星相形见绌。于丹视听形象使受众如醉如痴，请听他们的观（读）后感：“我喜欢于丹老师那种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的感觉”； “听到这些故事感觉是离我们那么近，就像小时候隔壁家的阿姨在给我们讲故事一样”； “听他的故事，就像听评书，跌宕起伏，精彩绝伦”；“靓老师还有一个靓声音，于丹老师声音气很足，想必是当老师练的，发音圆满，到位，光有吸引力的声音就吸引不少目光”，等等。形象最能触动情感，而大众又最渴望情感。

　　确如有人所说：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的词语；凡是能向他们提供了幻想的，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[9]。于丹向他们提供了“心灵快乐”的幻觉，他们便认于丹为自己的“主人” 。已有不少人表示钦仰于丹的“生活方式”，也即“内心淡定”。至于于丹在生活中是否真的如此，并无细考。大众文化的灵魂是强烈的情感性。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，均善于借助大众的情感而非理性以获成功。传播学专家于丹，自然深谙此道。大众不爱逻辑论证，不受推理影响，只能理解、接受那些拼凑起来的简单观念。因此，凡是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方式说明问题的人，便都为群众所憎恶。凡是使他们幻灭的批评者，就都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。他们表达仇恨的方式，也不会是讲道理，而只能是谩骂、嘲讽和诅咒，诸如“跳梁小丑”、“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”、“谁红逮谁”、“借骂名人出名”、“有本事你来讲”一类战法。讲道理的人，恰如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”。

　　然而，追星组很少能从一而终。因为情绪极不稳定，很难形成坚定信念。时尚时尚，一时之尚。时尚文化的即时消费性质，决定了它用罢即弃的短命性。时尚文化，总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领风骚一两年。前日心武，昨日中天，送走超女，迎来于丹。明年如再来个什么“丹”，送给粉丝们新的梦幻，于丹粉丝就会轻叹一声，跳头而去。这就是时尚的命运，不如此也就没有了时尚。

　　至于有些学者也挺于丹，大多是肯定她对传统文化的通俗宣传，引起了大众对经典的兴趣，从而使他们的国学研究不再寂寞。但他们又都强调，应以正确的文本解读为基础。或许是没能细读于著之故，他们并未看到于著学术和思想上的严重缺陷。所以，这种宽厚的支持，也帮不了于丹们什么忙。

　　四、不知魂归何处的专业学士

　　“聪明的小妮子”于丹，声称其《<论语>心得》不是“解读”《论语》，以逃避专业人士阐释学的质疑。但由于实际上存在着《论语》解读，这种逃避又终未得逞。众多专业、非专业人士痛揭于著“硬伤”，大多言之凿凿，不容抵赖。但于丹至今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，大玩太极推手，甚至说什么“他们对我的评价，让我看到了好的两点，其他都被我忽略掉了”，表现出一点也不“谦抑”。但这些批评由于受到专业局限，并未看清“硬伤”的实质和根源。已如上述，于丹决不是“无知”和“误读”的问题，而是为了迎合权力和俗众，主题先行，有意歪曲《论语》文意和主旨。仅碰“硬伤”，只能是隔靴搔痒。

　　轰动一时的十博士宣言，本其职业良知，维护道义和经典的尊严，怒斥于丹之“谄视媚行”、“庸俗和媚俗”，均极痛切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在举世昏昏的当今之世，如此认真者能有几人？但《宣言》也暴露出专业人士的某些先天弱点和认识误区。

　　吾邦向来存有文化拜物教，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夸大文化的历史作用，将社会的灾难和复兴均归之于文化。十博士所引某报评论，便是例证。但归根结底，是经济、政治社会形态产生、选择文化，而不是相反。作为民族文化尤其是经典文化主要传承者的学子，更容易产生文化崇拜。说什么“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情神的最有力的武器，也是世界的未来，能够走向大同的重要思想资源”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夸张。这不仅反映出他们的道统意识和天朝心态，也落入了官方以文化救世的思想窠臼，与某报和于丹的意识形态情结异曲同工。十博士宣称，“中国文化已到了最危机关头”，已离“亡国亡天下的日子不远”，也未免危言耸听。只能说，当前中国文化正在作重大调整，既是机遇，也有挑战。不管于丹们怎样糟蹋经典，也都不可能导至“亡国亡天下”的恶果。对传统文化理应尊重，却不必“敬畏”，不能重蹈孔夫子“畏圣人之言”的覆辙。

　　把思想文化问题泛政治化、严重化，必然会作出不当的过激反应。“要将反于丹之流进行到底”，就有“文革”色彩。“厕所”、“客厅”之喻，“意淫、猥亵”、“死尸臭气”一类形容，也均嫌稍过，有失儒士雅量。作者虽应虚心听取批评，但即使错误严重，也不必强制她“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”。

　　时尚文化，作为大众消费时代的重要文化形态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。我们只能正视它，引导它，规范它，利用它，使其更加健康地发展，以满足大众多样化的合理需求。我们批评于丹，不是因为她搞了时尚文化，碰了《论语》，而是因为她搞了不健康、不诚实的时尚文化。我们只是要求“百家讲坛”、出版社和作者，更多一点社会责任和科学情神，坚守思想、学术底线，而不是要求“立即让于丹下课”。在这一点上，还是于丹说得对：不是让谁下课，而是让更多的人上课。时尚文化，还有解放思想，打破精英文化垄断，促进大众参与的积极作用；也有助于培养学者的服务意识，推动学术的普及和通俗化，以提高大众文化教养。因此，专业工作者应关注时尚文化，不应不屑一顾，嗤之以鼻。用“八佾舞于庭”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抗议于丹，更表现出文化贵族主义心态。

　　十博士还认为：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，于丹之流会很富有，但没有壮会地位。这“社会地位”似是指媒体给于丹提供讲坛，并大事宣扬。这就表现出十博士对国情的盲昧无知。因为中国的明星不仅有商业性，还有政治性，媒体又掌控在政府手中。对既有受众又政治正确的文化明星，必然会大事宣扬。这就是“标准”，这里也隐隐透露出十博士对“社会地位”的过于看重与艳羡。既然博士们也认为“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”，就不必过于关注和计较“社会地位”。学术和学者的社会地位在学术界，不在官方传媒。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。多少年后，人们肯定仍会记着钱锺书，有谁会记着于丹呢？

　　社会地位与权力有关。掌握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权力的人，自然有社会地位。传达真理和知识的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力，一直是被争夺的对象，即谁被社会性地委任、授权来说出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呢？先秦儒士曾获得这一权力，以“道义”规范、制约王权。但很快就“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”，话语权被王权垄断。再后来，又被政党和领袖垄断。知识分子只有高呼“圣上万岁”、“臣罪当诛”的份儿了。到了商业社会，文化明星又获得一大部分话语权。除了极少数政府智囊，专家学者渐处边缘。学者的话语权只在学科之内。即使这点权力，也经常受到官员侵犯。对此，应有清醒认识。

　　博士们舍弃最为擅长的冷静逻辑论证，采用联名签署《宣言》在媒体发表这种形式，使用激烈、独断并带有人格侮辱的语言，又恰恰堕入博士们所不屑的情绪化时尚陷阱。借势于万人跟贴签名，又与追星族的人海战术同流合污。文化论争不是上山打狼，不能靠人多势众，有理不在高声，完全可以慢慢道来。博士们讽刺于丹是“高学历文盲”。但由于《宣言》的情绪化，和媒体大事渲染，也已完全蜕变为一场高学历低水平的时尚表演。

　　究竟应如何自我定位，在专精本专业的同时，关注并有分析地对待时尚文化，是一切学术工作者应该反省、深思的重大课题。要正确批评社会和时尚，首先要完成自我批判。

　　五、警惕中国时尚文化的消极性

　　上面所有论述，都在主张理性地对待中国时尚文化，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时尚文化。虽然重点批评了于著及其知识生产机制的缺陷，但也并未放过学术工作者对时尚文化的偏见。我不想在论战中站队，不是拥护就是反对。不过一般说来，时尚文化的积极作用往往能自然发挥，而其消极性却每每为人们所忽视。因此，最后想再强调一下，警惕时尚文化的消极性问题。这里着重强调三点。

　　一是警惕时尚文化的保守性。

　　时尚文化本来有与时俱进、随时变化的特征，怎么又会有保守性呢？

　　这是因为，时尚的应时性，是在维护现实秩序的前提下，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情趣施加变化。它对现实秩序的合理性不闻不问，反应迟钝，甚至竭力维护理应改革的社会秩序。所以时尚文化普遍地只享受当下，异质性、否定性和批判性被彻底消解，妥协性、粉饰性却无限高扬。于丹不就理直气壮地声称“只关注当下”吗？正如马尔库塞所说：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时尚，把大众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，使他们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；既然认识全部真理无助于幸福，那么这样一种总的麻木不仁状态便使个体感到幸福；当认识真理不再与认识罪恶、贫穷和不公正相联系时，幸福就转变为一种直接的感性关系[10]。这也就是一种“跟着感觉走”麻木状态。于丹的讲述和图书，不就是如此吗？对这种催眠和麻醉，一切时尚读者均需警惕，并予抵抗。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个体幸福，也关乎社会进步。

　　二是警惕时尚文化的专横

　　时尚的引领者，总是想教导人民应该“需要”什么。他们依恃多数，将这种“需要”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。而大众由于信息不对称，情绪化严重，又常常迷信多数，因而也乐于接受这种专横。受众对于丹讲述和图书的热捧，使时尚家们忘乎所以，自认为代表了“人民”和“真理”。被于丹认可的易中天序文，就是个活标本。其文曰：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，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。但我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孔子，大众的孔子，人民的孔子，也是永远的孔子”；“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”，“我们欢迎这样子的孔子”。他们已俨然成为人民和历史的代言人，不仅“人民”，还要“永远”。这不是时尚的专横又是什么？是谁给了你们这种权利？你即使有千万粉丝，也无权代人民立言。文化论争不是选举，不能少数服从多数，何况是否是多数也很难说呢。所以，看客必需高度警惕多数暴政和时尚霸权。天真的读者如果真的以为，他们的孔子就是“人民的孔子”，必然上当受骗，与“人民”渐行渐远。

　　时尚的专横，还表现于向一切领域渗透。政治时尚化造就了无数政治秀，政治发言不再看重说服力，而更重感染力；空洞的许诺，形象工程，成为走红的政治时尚表演。连最神圣最私密的男女爱情，也搬上央视“亲密爱人”栏目，装腔作势地发誓、亲吻。似乎爱情就应该万人注目，千人喝彩。爱情的娱乐化、商品化，是对人的本质和尊严的极大亵渎。

　　三是警惕将传统经典低俗化

　　传统文化的延续主要是两条途径：一是通过民众习俗世代相传，二是通过经典阅读薪火相传。前者是大众方式，后者是精英方式。二者有联系，又不能完全通约。大众对经典往往在崇拜和轻贱两个极端之间摇摆。如时下对孔子的推崇和恶搞即是。但这都证明了经典不能无视的重要地位。正是这一地位，被时尚文化所看重。许多时尚产品都拿传统和经典说事儿，或善意或恶意地歪曲经典。理查德·凯勒·西蒙就认为，西方的的“垃圾文化”，“无一不是古典文化在当代新现实中的翻版”[11] 。麦克唐纳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大众文化”也即时尚文化，“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，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”[12]。这一现象也开始在中国出现。应该警惕有人利用经典的盛名，推销低俗的思想，以取悦、麻醉大众。

　　这种低俗化，又可能附庸于依恋传统文化的心态。作为一种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，当它难以继续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时，就必然为新的文化形态所取代，不管你是否情愿。正因如此，英国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印度传统文化，尽管是“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”，马克思还是认为“完成了一次社会革命”。他说：“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，但从历史的观点看，我们有权同歌德一同高唱：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，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？”[13]我们也应以这一心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。埃里奥说得好：“文化，便是一切被遗忘以后所留下来的东西”[14]。传统文化不是一件旧衣衫，想脱就脱，想穿就穿，不是想“复兴”就能复兴，想“割断”就能割断。文化因革，是个社会自然选择过程。

　　将经典“通俗化”，是于丹们的辩护词。经典的通俗化是必要而宝贵的。许多学者都做过通俗化工作。但是，第一，“通俗化”决非理论著作的基本要求。马克思认为：“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，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。”[15]谁回避艰苦思索，谁就得不到真理。人们必须尊重社会生活和理论著作固有的复杂性，否则将导至诸多弊端。布尔迪厄就曾指出：通俗化的“简单话语”，“很可能是那些冒最大的、被误解的风险的话语”；“虚假的清晰度经常是统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” [16]。这已被各种“主义”的通俗宣传所验证，又再一次被于丹的书和于丹热所验证。布尔迪厄讲得透彻，“清楚地叙述的最佳方法其实就存在于以复杂的方式所作的叙述之中” [17]。第二，通俗化必须对历史和文本有最起码的尊重，必须以对生活和经典的准确把握和透彻理解为前提，不能以“一己心得”为名信口胡说。马克思也说过：“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，通俗化也就容易了。”[18]失去这一条件，就只能是“庸俗化”、“低俗化”。只有“深入”，才能“浅出”；如若“乱入”，只能“乱出”。于丹说什么专家“越是深入，便越不敢讲话”，便是一种“无知者无畏”的“乱出”架势。所以她就公然主张：“《论语》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”。第三，通俗化成功的主要标志，不是电视收视率和图书销量，而是其科学基础和真理性的简易表述。也不是所有经典通俗化都能为所有读者乐于接受。

　　于丹热启示我们：我们就生活在时尚之中，必须接受它，合理地利用它，理性地分析它，警惕它的负面作用；学术工作者如果不想成为时尚明星，就应甘于寂寞，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漫漫长途上，艰难跋涉；苦在其中，乐在其中。

注释

　　[1] 丹尼尔·贝尔：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，三联书店，1989，第91页引《大众文化》。

　　[2] 约翰·费斯克：《理解大众文化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1，第31、35页。

　　[3] 《于丹<论语>心得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，第10页，以下只注页码。

　　[4] 弗雷德里克·詹姆逊：《快感：文化与政治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，第146页引《文本的快感》。

　　[5] 《痛苦中的安乐——马尔库塞、弗洛姆论消费主义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98，第一八七页引。

　　[6] 《痛苦中的安乐》第四三页。

　　[7] 阿多诺：《文化工业再思考》，见《文化研究》第1辑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0，第203页。

　　[8] 古斯塔夫·勒庞：《乌合之众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0，第10页。

　　[9] 《乌合之众》第91页。

　　[10] 《痛苦中的安乐》第四三页、七五页。

　　[11] 理查德·凯勒·西蒙：《垃圾文化》译序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1。

　　[12] 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，第91页引。

　　[13] 马克思：《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二卷，1972，第68页。

　　[14] 路易·多洛《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，第57页引。

　　[15] 马克思：《致路·库格曼》，杨国昌《<资本论>研究资料汇编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81，第57页引。

　　[16] 包亚明译：《布尔迪厄访谈录：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7，第134页。

　　[17] 布尔迪厄访谈录》第134页。

　　[18] 同注[15]。

　　

作者：allaboutU 在海归茶馆发贴, 来自【海归网】 http://www.haiguinet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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